以苎麻织造的夏布，作为中国原产的一种精致面料，曾经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但现今为何只局囿在长江中游地区？而且所称许者，往往来自三个地方：湖南湘东的浏阳、醴陵、平江以及湘乡等县，以浏阳最佳，以最优等的“鸡骨白”苎麻为原料，加上偏碱性的浏水以及精湛的工艺特点；在江西则处于赣西的分宜、万载、萍乡、上高等县，向来以量大价廉为普通民众所喜；而四川的隆昌、荣昌，以及内江等县，则以织造精细闻名中外。有人说，苎麻种植最集中的地区，基本上在“长江以南、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也就是湘鄂赣三省接界处，尤其是湘赣两省，而四川地区的苎麻产量并不大，但夏布业却素来昌盛。私以为，除了气候和地理条件及其适合苎麻种植之外（现今湖南乡下随处可见野生苎麻），夏布织造成为这些地区的传统产业，也跟历史和人文特质相关。
事实上，这三大夏布产地的形成，并不是一段很久远的历史，跟中国人以苎麻织造面料的漫长历史相比，其实是比较近代的事情。苎麻布被以“夏布”作为专称之前，是作为纻布等名称，与麻布（即大麻Hemp）、葛布等一道同为“布”。今天我们说夏布，往往主要是指苎麻布，但偶也指称比较精细的大麻布。自古以来，苎麻和大麻之间的分野还是既清晰又模糊，比如《诗经》中就同时有“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和“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的歌咏，并且在东汉之后，基本上形成了南方产苎麻而北方产大麻的形势；但在另外一方面，“麻”通常可以包括紵/纻，反过来纻也会指大麻。古代穿苎、麻，以及葛的人，就是“布衣”，即平民百姓，上层社会则是穿丝绸的。在棉布出现之前，大部分中国古人是穿麻衣的，明代有学者注解《诗经》中的“麻衣如雪”时说：“麻衣，深衣也。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上古时期这类麻衣如雪的旷世美景，一者可以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3升细麻布即可觑见汉代苎麻织造之精致，二者可以从汉代之后“白纻舞”在魏晋名士的风流生活中之兴盛可见一斑——这类舞蹈流传至今为中国传统舞蹈之一种，连唐时的李白都作《白纻辞》专为歌咏。
棉布出现，而麻布则衰落成“夏布”
因此，苎麻的最辉煌时期，一定是棉布大面积普及出现之前。此后棉布取代麻布的过程，大约从唐朝时在边缘地区的零星出现，经过宋元时期的急速扩张，及至明朝时棉布最终成为平民日常最普遍的穿着用料。这一变革过程花了五个多世纪，是为麻布的第一次衰落。此后麻布基本只出现在夏季，成为今天所比较宽泛的“夏布”，而不再具有全季节全民普适穿着的性质。同时夏布的织造也开始从全国范围之内，逐渐集中到最具有优势的地区，如长江中部，当时浏阳便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位于湘赣边境上的浏阳，其山地与水土犬牙交错的地理与湿热的气候特征，特别宜于苎麻的种植，尤其是清澈而偏碱性的浏阳河水与本地苎麻的特产品种“鸡骨白”（苎麻分青、白两种，白麻中以鸡骨为优），使其自宋代以来便以擅造白纻而闻名，北宋时即有记载浏阳曾入贡大批白纻布。
在明代以前，传统上苎麻织物最好的产地是浙江、福建、岭南，以及江西和湖广，如诸暨的“山后布”、广西的“綀子”等。元末明初的大动乱带来了两项变革：麻布被棉布取代，以及江西等地客家人的内迁。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使得浏阳成了荒芜人烟之境，临近的江西遂大批迁入居民，乃至浏阳“十室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随江西人来到浏阳的有相当一部分广东沿海一带的客家人，他们带来了更为先进的苎麻织造技术，与浏阳本地优良的水土环境再一次结合，于是浏阳又一次出产了极佳的夏布。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长沙府志·食货篇》有“岁选四光，素三色苎线三百四十匹，浏阳四十六匹”的记载，即再一次入贡宫廷。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四川，荣昌、内江等地苎麻种植与夏布业的发达，与“湖广填四川”时客家人的搬迁有关系。
经过整个明代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晚明比较成熟的消费社会风气带领之下，夏布成为了一种以清凉、舒适、雅致为追求的高档布料，这也使得各夏布产地纷纷以各自的优势竞争于市，渐渐树立起类似法国葡萄酒产区的地理性品牌。再经过明末清初的再次革鼎，到清代中期，浏阳夏布已然是此番竞争中的优胜者。“浏阳夏布畅销各埠，当时年销万筒（即18万匹）。”民国时《中国实业志·浏阳夏布》如此记载。光绪时期的《湖南通志·食货篇》说“浏阳苎麻布有值二三钱一尺者，工细不减湖纱”，本地士人则写《竹枝词》辞赞颂：“粤姬土著颜如赭，绩出麻丝细如罗。”更有名说法来自“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作为浏阳人的谭，曾专作《浏阳麻利述》，并自豪地称“中国之麻，吾浏阳所产者最有名”。在这本详细记录浏阳夏布织造技艺的著作中，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江西等地所产夏布以冒充浏阳夏布的情景并指出其中优劣之别：“其实江西麻布远不逮浏阳，惟万载所产为愈，然本县人久业麻布者，辄能辨识之。大抵浏阳麻布缕缕皆圆，江西则略扁，莫得而淆也。”其夏布之精绝者，“女红两年始能成一匹，虽本县人亦不易求得，绝不暇外售”。当时浏阳夏布与君山茶、湘绣一道列为“湖南三宗宝”。
第二次变革：手艺遭遇工业
咸丰年间曾有一商号“培德厚”，老板原为江西金溪人丁静庵，1860年来浏阳协助其祖父经营商号，两年后开始主管店务，主营营夏布、土纸。当时这类夏布庄遍布浏阳码头街巷，到谭嗣同的时代，则遭遇到洋布的冲击，加上当时洋人对茶叶需求旺盛，很多苎麻种植户开始转行，“浏阳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到同治年间，很多夏布庄开始转营鞭炮——浏阳的另一大特产，此后日渐取代夏布而成为浏阳的代言。
与浏阳夏布一起遭遇冲击的，还有还有本土的手工棉布产业。然而对与苎麻而言，这是它的第二次衰落，也是最要命的一次衰落。如果说此前的衰落归因于主流地位被棉布所取代，从而走向更加具有商品化、专业化的“夏布”，如此还能保持一定优势地位，甚至在某些产地以品牌化的方式，还迎来了一段复兴。那么这一次外来洋布所带来的危机，则更多的是隐含着现代与传统、工业制造与手工织造之间的激烈冲突，背后更是本土生产体系与文化传统的全面崩溃。
此番夏布业急剧萎缩，除了浏阳、江西、四川等优质产区仍然出产（浏阳夏布仍然声誉有加，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斩获奖项，江西所产夏布则在旧金山博览会上获得褒奖），沿海一带的传统夏布产地更是成为欧美日本洋布大肆进行倾销的市场，当地土产夏布大多绝迹，而剩下的几个产区只得喘息，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迎来一个小小的逆袭。
这个逆袭的发生维系在两个市场的变革和一个时局的变化：世纪更跌之际，人们对洋布的新鲜劲已过，夏布因其穿着清凉、挺括、舒适而再度兴盛，而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苎麻纤维的细长、坚韧、易漂白、富于光泽以及经久耐洗而不易腐烂的优点，加上与桑蚕丝混纺的新工艺的加入，使得日本和欧美对苎麻产品的需求开始急速增长，因此夏布的市场得以明显扩大，国外市场的加入使得浏阳夏布的生产在一战期间就恢复到年产10万匹的高度，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浏阳夏布达到年出口量15万匹。从那时起，浏阳，以及江西、四川各产地的夏布业开始日渐变得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日本、朝鲜——这也是今天各地夏布业的大致状况。世界市场的出现，为已然凋零的夏布业带来的意外的机会。这情形有点类似于景德镇的陶瓷业，在宋代之后开始进入早期全球化的图景，其生产开始服务于西欧、中东市场。
第三次的衰落：战争和市场
只不过国际市场同样变换莫测，且更易受政治局势所左右。一站后以日本和朝鲜市场为导向的浏阳夏布，随着战事而来的是猛然间的一蹶不振，1938年浏阳夏布的产量只有其兴盛时期的二成左右。这次战争和此后的动乱带来的是长达30多年的停滞，这可以说是夏布的第三次衰落。
浏阳夏布的再次迎来复苏，是1972年之后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浏阳夏布在建国后的重新出口，就始于七十年代中期的“广交会”，此后不断地有日本客户为寻找夏布而来到浏阳。但真正让夏布一个村一个村地生产织造，是1992年与南朝鲜的建交，韩国人对夏布的需求不似日本那般精贵而量少，而是量大而丰富，且不拘机织或手织，往往照单全收。这种旺盛的需求甚至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的打击，一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浏阳，夏布生产即便是“村村闻机抒”的八、九十年代，也凋落为只剩东乡一隅，再也没有回到二战前乃至清代中期的“四乡皆有出产”。2008年之后，浏阳仍然从事夏布，只能以两位数来形容。
这是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一次衰落，在我，是看不到恢复元气的迹象。如果说以前夏布是一种经济，是一种产业，是真实的生活，那么现在，夏布更多的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乃至一种方式，生活方式，过往生活所残存的一种方式，而已。我所能做的，也许是勉力维持夏布最原初的样子，或者索性以全然、绝然地去革新。回溯以往，每次面临衰亡之际，夏布总能找到别样的途径，获得新生，以崭新的、进取的方式继续前行。那么今天呢，夏布在空前的凋零之际，它应该具有今天世界的哪些品性，又应该延续夏布的哪些本性呢？
原文发表于@转转会，有所删减
易洪波，「夏木 SUMMERWOOD」创办人，专注于手工织物的现代性设计，目前工作生活于湖南浏阳。